[⑥]这里的所谓解释学循环可以作如此把握：类似海德格尔式的存在论循环，即犹如此在这种特殊的存在者与存在本身之关系，心灵和感通本身大致可作如此对应。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

《周易内传》卷一上曰： 强者之强，强人者也。不仅命运有正有不正、存在着正当与否的问题，性与命亦有所不同，譬如：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孔子曰：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六韬·武韬·文启》亦说：万国不通（同），各乐其所，人爱其上，命之曰大定。

……生以载义，生可贵。《吕氏春秋·贵公》篇曰：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既然仁为天地之生气或天地生物之心，而且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二程遗书》卷二上），万物亦皆可以一理照察，那么，二程由此而创造性地发展出了一种以天理仁道为中心而统贯天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宇宙观。

一言以蔽之，凡真能深刻洞察和了解天人之道而做到穷理尽性者，必以仁义之道安身立命，乃至修己安人、平治天下。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不过，就其思想的内在实质而言，孔子所谓的直，即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之直，以及所谓的言忠信，行笃敬（《论语·卫灵公》），其实也正是真（真实、正直、诚实不欺）的生活态度的一种体现。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孟子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

孔子生不逢时，故遭遇到道之不行（《论语·微子》）的困境。……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礼记·曲礼上》曰：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又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孔子继之而起，以维护周代礼乐之斯文传统为己任，不仅明确认识到中国人的礼仪文明生活一直都是通过不断损益的方式而得以发展和完善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还自觉地以仁道的精神原则来挽救周文之疲弊，力求依据仁礼迭相为用的原则，促使中国人的礼仪文明生活在以仁道为核心的人文价值根基之上得到进一步转化和提升。……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所谓的仁义之道，既是儒家亦可说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小则可以使个体的生命得到安立，大则可以使国家社会乃至整个天下人类之性命得到安立。那么，如何才能成就人类可大可久之不朽的道德功业呢？《易大传》曰： 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

由后一种意义讲，则君子之学乃义命分立之学，如劳思光先生所说，义与命分属于自觉主宰与客观限制两个不同的领域，道德意义的自觉主宰之领域是义的领域，在此领域中只有是非问题，而事实意义的客观限制之领域是命的领域，在此领域中则有成败问题，孔子既确切分划此二领域，一切传统或俗见之纠缠，遂一扫而清，故孔子对原始信仰中之天、神、鬼等观念，皆不重视，而孔子既划定‘义与‘命之范围，故不计成败，唯求完成理分。……而文明却只存在于一种生活态度之中，存在于某些思想和感受方式之中，因而只能用散播种子的办法达到目的。

但不管怎样，宋明儒者的上述宇宙观凸显了一种人类可以通过其仁心、良知与天地万物相感通并与天地万物一体和谐共生的生态意识。作为万物之灵，也理应成为参赞天地、化育万物的责任担当者，唯有如此，人类才有资格配做充满生机的宇宙生命共同体的一员，才有资格配做地球家园的道德看护人和诗意地栖居者。

惟有道德功业、立言垂教传之久远而不被废弃，方可谓之不朽。[11]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版，第287页。（《论语·里仁》）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我们不是抽象而浮浅的文化普世论者，因为强加于人的普世主义无益于不同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守护华夏文明，不仅仅因为华夏的即是文明的，或者是唯我华夏才有文明，而是意在守护合乎仁道和礼仪的文明生活本身。在历史上，中华民族无论是处在防御性的劣势地位，还是处在扩张性的优势地位，总是把维护和传播以仁为核心价值原则、以礼为基本秩序规范的文明生活本身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明的扩张性优势，有识之士希望吸取其优长以维新中国，这是非常可取的。美国环境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曾说：人类有其完美性，而他们展现这种完美的一个途径就是看护地球。

综上，我们身为华夏儿女，守望和卫护华夏文明乃是我们神圣的天职，中国是我们的父母之邦，我们生于斯长于斯，亦有责任使之不断获得新的生命与活力，完成新的历史使命，这是我们的天命所在。旁（当读为方，正直）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

因此，前者虽属性之所有，但能够得到满足与否却取决于命运，亦不可求其完全满足，故君子不把它们看作是应当去强求满足的内在本性。生逢乱世，则于苦痛之中奋起抗争，于患难之际发愤自强。

易之理广大悉备，包含、囊括着天地人三才之道、人事万物之理，从中我们可以体认天地阴阳变化、刚柔相济之道及其化育万物、生生不息之大德，可以领悟乾坤易简恒常之理、人事穷通吉凶之运以及万物性命之正、仁义功德之立、民生事业之成，惟有洞达穷尽这天地万象、天下事物的道理，乐其天然，尽性知命，体仁而行，才可以成就人类不朽的道德功业。从华夏文明观察问题的独特视角来讲，坚持我们自身的文化独特性和文明优越性，既不忽视我们文化与社会内部的多样性问题，同时亦与客观理性地看待其他民族与社会的性近习远的不同文化习性，并与之保持一种和而不同、各得其宜的和谐共处关系是不矛盾的。质言之，在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中，中国之为中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文明国家。生在治世，则于安定之中不忘危难，于兴盛之际仍怀忧思。

[⑩] 这不仅仅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经拥有一种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的文化优越感，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一直追求和向往一种礼仪化的文明生活方式，而且认为作为一种文明国家，只有有德之人才有正当的资格承上天之命来治理这个国家的人民，使之更加繁荣昌盛，乃至引领整个天下实现太平之治，暴君虐政只会引起人民的反抗与顺天应人的革命，从而导致天命的转移、政权的更迭。（《孝经·圣治章第九》）郭店楚简《语丛一》亦曰：天生百物，人为贵。

3．穷理尽性，安身立命。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而今世界虽日趋于全球化，却依然是一个多元文明并存的世界，将自身文明作为唯一的一种文明强加于他人的普世主义不足以消融、化解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差异与冲突，但如何在坚持自身文明的独特性、承认文化差异的前提下，又能凸显其文明生活中基于共同人性的良好的普世的一面，以寻求与其他文化和文明的良性对话与交流，却是大有可为的，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守护华夏文明、维新中国礼仪之邦的人文传统、文明特性与精神追求，仍然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和启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孟子·离娄上》）夫义，路也。这才是我们最可宝贵的民族精神。《礼记·礼运》篇则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

这样一种思想信念正体现了中华民族极富生态学意义的天人合德、天人合一的生命意境、一体之仁的心灵境界与为天地立心的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将之发扬光大，我们才能成为积极参与推动生态文明的守望者和建设者，不再仅仅是地球上竭泽而渔的资源盗取者与消费者，从而使中华民族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能够不断繁衍生息、发展壮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

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美国著名汉学家狄百瑞说，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一书乃是一本以君子及其领袖责任作为要义的著作[⑦]，此诚一语破的，精要地道明了孔子立言为学的根本宗旨所在。

无论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模式，还是华夏文明的文化独特性，都主要体现在中国人礼仪化的生活方式之上。人禽揖别始于人知礼教，合乎礼教的人类社会生活和治理秩序最具有承天道以治人情的普遍性意义。